体育运动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现象和规模巨大的商业活动。体育产业兼具经济和人文特性[1],其价值已超过世界贸易额的3%[2],尤其在部分发达国家,体育对经济的贡献度更高。近年来,中国国内和海外体育产业投资均经历了从寥寥无几到蓬勃发展的过程,其中海外体育产业投资因之前出现部分“非理性”投资行为而受到国家政策的限制。体育产业涉及多个不同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与体育有关的争端解决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海外体育产业投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体育商事争端和体育投资争端:前者指投资者与当地合作者之间涉及体育产业的商事争端,主要通过国际商事仲裁解决;后者指投资者与当地政府之间因体育产业投资产生的争端,主要通过国际投资仲裁解决。2016年,已于2015年收购荷兰海牙俱乐部的中国合力万盛公司因财务纠纷被该俱乐部的当地经营者告上荷兰海牙地区法院且败诉[3],该案也成为中国海外体育产业投资者的首例诉讼。今后为了更好地规避此类投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同时保护中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有必要关注此类案例。虽然受国家政策限制的影响,近几年海外体育产业投资热度有所降低,但截至目前,中国仍有大量海外体育产业投资正在继续,且无转让和撤回的相关报道,其争端发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外商也开始投资中国国内体育产业,如英超曼城足球俱乐部于2019年收购四川九牛足球俱乐部。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通过及生效,更多外商将投资中国国内体育产业,这些投资也同样存在产生争端的可能,其争端解决与中国海外体育产业投资相关争端有相似之处。因此,本文对中国海外体育产业投资的风险防范和争端解决进行探讨。
中国财团近年来格外青睐海外体育产业投资,主要集中在收购位于足球产业链上游的足球俱乐部[4],也有少量其他体育产业投资,如承办体育赛事。显然,中国海外体育产业投资已不再局限于体育赛事的赞助和冠名。中国海外体育产业投资是近几年国内外经济环境和国内政策相互作用的结果,具有不同于中国传统海外投资的特点。
从2014年开始,中国投资者对海外体育足球俱乐部的收购呈井喷式发展,如表1和表2所示,大量交易集中在2015年和2016年,尤其是2016年6-8月,每月都有数笔交易。在2017年完成的几笔收购中,真正意义上的新增收购仅为蒋立章收购帕尔马俱乐部1例,其他几笔收购均于2017年前启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8月6日,超过25家海外足球俱乐部被中国资本收购,总耗资超过150亿元人民币[5]。
表22014-2017年中国海外体育产业投资概况(以足球俱乐部收购为主)
序号 投资年月 中国投资者 所投资海外体育产业 投资金额/万欧元 持股比例/% 投资东道国
注:根据2014-2017年各大新闻媒体资料整理(具体投资金额根据报道不同可能会有细微出入);“—”表示未查询到数据。
由表2可见,中国投资者投资的海外足球俱乐部等级不同,既有国际知名顶级俱乐部如AC米兰等,也有不知名俱乐部如英冠阿斯顿维拉等。投资主要集中在欧洲国家,包括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在澳大利亚和巴西也有少数投资。在收购时,中国投资者追求控股甚至100%控股(27.6%的投资者实现100%控股),除了对马德里竞技俱乐部(以下简称“马竞”)、城市足球集团和里昂俱乐部母公司OL集团未实现控股外,其他收购均为控股。投资集中在欧洲的主要原因是欧洲足球文化浓厚,俱乐部较多,交易也比较频繁。中国投资者不仅有万达、苏宁等实力雄厚的财团及知名企业,也有个人;既有原本在国内从事体育行业者,也有从事其他行业者。此外,北京万达文化产业集团于2015年出资7.5亿美元收购了全球第二大体育市场营销公司瑞士盈方体育传媒有限公司90.40%的股份[6],并于同年8月以9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美国世界铁人公司100%的股份[7],这使中国投资者获得国际顶级赛事的产权。在这些投资中,两大交易极其引人注目:苏宁集团以2.7亿欧元收购意甲国际米兰俱乐部70%的股权[8];中欧体育以7.4亿欧元收购意甲AC米兰99.93%的股权,其中2.2亿欧元为债务承担[9]。除了国际米兰和AC米兰在所有收购的球队中最知名外,这2笔交易额极高且为控股收购也是其受关注的原因。
中国海外体育投资交易的主要目的是积极的,希望借助资本的力量反哺国内体育产业的发展,并提升投资者的品牌和海外影响力。除了在国内建设足球学校、硬件设施外,收购欧洲足球俱乐部还可将其先进的青少年培训理念引入中国,实现国内外足球资源嫁接,从而提高中国足球的青少年培训水平和国家队实力。在中国,国家队竞技的实力保障主要来自青年队[10]。中国知名球员的转会费高昂且水平可能达不到海外体育俱乐部的要求,这一方面使中国知名球员缺乏海外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使海外俱乐部无法通过引入中国球员的方式打入中国体育市场。中国投资者收购国外俱乐部可为中国知名球员进入海外俱乐部创造机会,有利于提升球员的能力,学习国外体育俱乐部先进的经营理念,还可促进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例如,城市足球集团除了拥有曼城俱乐部外,还是一个涉及足球球员培训选拔、青少年培训和战术训练等的系统性平台,华人进行文化产业投资时希望可将城市足球集团的平台与国内足球资源对接,以促进中国足球产业的发展。此外,投资海外体育俱乐部还可快速进入国际市场,提升投资者在海外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中国传统海外投资多集中在能源、矿产和基础设施等领域,而体育产业是新兴的海外投资产业。中国海外体育产业投资与传统海外投资有明显不同。①投资的行业或领域所处地位不同。体育产业位于全球价值链较高的位阶,进入该领域有利于中国投资结构的优化升级;而矿产、能源等领域位于较低的位阶。②面临的政治风险不同。中国海外体育产业投资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尤其集中在欧洲,当地法治环境比较健全,政治风险相对较低;而由于起步较晚且海外投资市场主要被欧美发达国家所占领,中国传统海外投资集中在非洲等欧美发达国家投资兴趣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和政治风险普遍较高。③东道国法律规制不同。传统海外投资因涉及能源、矿产等关系东道国重大利益或自然资源的行业,受到东道国法律多方面的规制,如国家安全、环境、劳工保护等;相较而言,海外体育产业投资在前述方面受东道国管制较少,但可能会受到体育联合会等的约束。④受舆论关注的程度不同。加入海外体育产业投资浪潮的中国投资者多为民营企业,不易引起关注;而参与传统海外投资收购的中国投资者多为国有企业,其身份背景易使东道国担忧所谓的“中国威胁”。⑤管理经验的输入/输出不同。在传统海外投资领域,中国投资者在公司管理和运营方面更具优势,其管理经验可在东道国得到应用并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而国外的体育俱乐部文化底蕴深厚,往往有上百年历史,其独特的管理和运营模式并非中国投资者所熟悉,因此中国投资者在海外体育产业投资管理方面需要加强学习、积累经验。
中国海外体育产业投资的上述特点是海外投资结构优化的体现,也意味着其面临的风险及其防范和应对策略不同于传统海外投资。
中国海外体育产业投资大多“扎堆”投向海外足球俱乐部,但很少有经营状况良好者,多数处于亏损状态,甚至濒临倒闭,加之体育产业发展本身易受经济周期影响,这使中国海外体育产业投资行为可能面临一系列风险。除了收购行为本身引发的风险外,中国海外体育产业投资还可能面临东道国法律规制、国内政策调整、文化和道德风险等,其中,文化和道德风险在体育产业投资中的影响格外深远。因此,中国海外体育产业投资者对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都需要加以关注并防范。
(1)需要关注在完成收购交易前可能面临因尽职调查不到位而产生的风险。海外收购交易一般包括评估目标企业(分析可行性)、签订意向书或报价、尽职调查、起草法律文件和谈判、递交政府审批、实现其他交割条件和交易完成后进行整合等环节。中国海外体育产业投资者需要注意的是,在英美法系下,意向书若具备所有合同要件则可被视为合同而履行。尽职调查作用关键,不仅直接影响是否进行收购的决策,也会影响交易架构的设计,且尽职调查的结果通常会相应反映在收购协议的保证与陈述条款、违约责任赔偿条款和其他救济条款中。由于尽职调查往往在意向书签订之后进行,中国投资者事先可能对欲收购的俱乐部了解不够,若未对收购设定一些前提条件或未约定意向书无约束力,一旦尽职调查结果不理想,则可能因此而面临一定风险。欧洲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乏力,希腊债务危机、英国脱欧等事件更导致欧元区内经济进一步陷入困顿,欧洲部分足球俱乐部背后的财团已无法给予俱乐部所需的大量资金支持。以意甲为例,国际米兰足球俱乐部财政赤字高居意甲第一,AC米兰则排名第二[11]。经济低迷使欧洲足球俱乐部估值走低,这为中国海外投资者提供了极好的收购机遇。但是机会与风险并存,一旦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中国海外投资者可能还要承担资产流失和资本缩水的风险。
因此,中国海外体育产业投资者应高度重视收购前的尽职调查。在复杂而又形势多变的跨国收购战中,能否通过尽职调查第一时间获得关于收购目标的真实、准确的消息至关重要。另外,收购的必要性也值得投资者仔细考虑。例如,中国部分投资者是为了学习海外俱乐部的管理模式或训练方法而进行收购的,但如果海外足球俱乐部与中国足球俱乐部可以进行密切合作,该目的同样可以实现,此时,主要基于该目的的收购则没有必要进行。此外,中国投资者还应充分了解东道国的经济环境,以确保其所设想的经济发展策略能够在收购完成后得以实施,不致受到东道国政府或民众的反对。
(2)需要关注收购后在公司运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中国海外体育产业投资者完成收购后,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也会面临一定风险,如消费者需求的变化、知识产权保护等。由于海外收购后通常要与当地经营者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可能因违反合作协议而出现商事争端。中国公司的经营理念不同于欧洲足球俱乐部,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偏差。例如,欧洲足球俱乐部主要由专业的经理人运营,而在中国,公司股东可能会介入公司的经营,因此,中国投资者可能在合作协议未明确其具有管理权的情况下,在执行合作协议时仍干预足球俱乐部的经营,从而引发与当地经营者的商事争端。中国投资者管理经验的不足,加之相关人才的匮乏可能会使收购俱乐部之后的运营面临一定法律风险[11]。上海品怡投资公司收购意大利帕维亚俱乐部后,由于中方管理者监督不到位,当地工作人员以权谋私未被及时发现,最终出现财务问题而导致俱乐部破产[12]。中国足球行业管理人才非常短缺,企业也不擅长民主管理,在民主意识浓厚的欧洲运营足球俱乐部常会面临管理风险,如不知如何与相关利益方(工会)斡旋而导致矛盾激化。因此,中国海外投资者应主动学习国外足球俱乐部的先进管理经验,在适应环境后再进行收购。
由于投资足球俱乐部经济回报慢,中国海外投资者若无雄厚的经济实力,则很难支撑俱乐部的后续发展,甚至可能面临财务风险。足球俱乐部的经济回报主要来自广告、品牌效应等,纯粹的足球产业盈利能力较差。如果企业自身并不专注于足球文化,则其欲仅通过运营足球俱乐部而盈利的难度非常大[11]。从历史上看,足球俱乐部非常容易破产。有出售或引资意愿的足球俱乐部往往面临财务危机,负债累累。一旦足球俱乐部破产,足球联盟会对俱乐部进行罚分从而导致俱乐部降级,这将进一步加剧俱乐部的经济困难。虽然足球俱乐部参赛晋级的经济回报比以往更高,但其资金花费纪录也不断被刷新。晋升到更高级联赛并分享更高奖励的方法是拥有最好的球员。然而,最好的球员要求最高的工资。因此,工资在足球俱乐部的营业额中占比极高,例如,在2016-2017赛季平均花费99%的收入用于支付球员工资[13]。足球俱乐部高昂的花费迫使中国海外投资者更关注其收购之后所能支配的现金流,以便应对足球俱乐部的后续财务需求。
此外,中国投资者投资海外足球俱乐部的目的与当地合作者的目的不同亦可能导致违反合作协议,进而引发纠纷。部分中国投资者因支付高昂的收购费用而获得俱乐部的所有权,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再融资等手段尽快改善俱乐部的财务压力;而当地经营者可能更关注足球俱乐部的长远发展。这种经营思路的不同也会导致中国投资者和俱乐部当地管理者之间的矛盾,从而引发商事纠纷。中国投资者应在收购之初就对俱乐部的盈利能力和商业模式进行认真思考,而非简单套用国内的企业管理模式。
(3)需要关注可能面临的东道国法律规制风险。各国对跨国收购都有相应的法律限制,如反垄断、国家安全审查等。中国海外体育产业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需要充分了解东道国的法律,如东道国的资本准入制度、投资促进政策、本土化政策、企业形式、产业开发政策、劳动法律制度、环保以及外汇管理制度等。相较传统海外投资,由于海外足球俱乐部收购不涉及资源、高新技术等关系国家利益的重要因素,往往不带政治色彩,面临东道国管制的风险相对较低。但体育俱乐部收购属于2017年被欧洲严控的领域[14],因此中国海外投资者仍可能面临较为严格的东道国审查风险。尽管德国是欧洲足球强国,但中国投资者收购的德国足球俱乐部并不多(仅1家,表2)。这是因为,德国法律规定俱乐部采取“50+1”的股权政策,既增加了收购难度,也使中国投资者因无法实现绝对控股而降低收购热情。此外,中国海外投资者并购的目的也有可能被东道国怀疑,导致投资审批受到影响,甚至引发国际投资争端。例如,有的海外评论家认为,中国投资者收购英国西布朗、阿斯顿维拉、伯明翰和狼队的目的是帮助中国将高铁技术出口到英国,他们认为精明的中国投资者会创造各种方式使收购足球俱乐部的行为服务于推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15]。虽然评论家的观点并不能代表东道国政府的态度,但难免会影响东道国政府的决策。因此,中国海外投资者需要防患于未然,明确交易目的,严格遵守东道国法律,争取东道国政府的支持,否则可能与东道国政府之间产生投资争端。
中国海外投资者对足球俱乐部的收购集中在英美法系国家,且跨国收购中使用的管辖法律和交易惯例多源自英美法系[16]。英美法系采用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法律思维方式,与中国大陆法系的思维方式不同。因此,中国海外投资者需要加强对英美法系收购管辖法律和交易习惯的认识;此外,还须警惕交易完成后东道国法律变化造成的风险,在收购协议中纳入稳定条款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此种风险带来的不利影响。
(4)需要关注可能面临的国内政策调整风险。中国国内政策的某些调整和变化会导致中国海外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面临风险,主要是投资者资格审查能否通过和资金能否到位的风险。一旦审查未通过或资金无法及时到位,中国投资者便无法履行相关收购协议,这可能导致国际商事争端或投资争端。
中国海外体育产业投资的动力主要源自国家对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视和支持。中国领导人关注体育事业的发展和体育强国建设,倡导积极发挥体育事业对增进国民身体素质的作用[17]。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中国投资者纷纷涌入海外体育投资的浪潮中。然而,海外投资并购程序复杂、耗时较长,一些始于国家持“鼓励”政策之际的收购活动,在国家政策调整为“限制”之时可能仍在进行中。由于部分海外体育产业投资者未准确理解国家的全球战略,也未专注于实体经济,不少投资行为不仅未对国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反而导致资本外流,甚至触发公司经营风险,出现投资失败。因此,中国政府自2016年底开始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政策,限制“不合理的”、用债务堆起的海外投资。这些政策限制使中国投资者很难向其收购的、经常亏损的俱乐部注入更多现金,也使通过首次公开募股、银行贷款或广泛的影子银行系统在中国筹集更多资金变得无望。收购海外体育俱乐部费用高昂,需要大量资金短期内出境。一方面,中国尚未建立针对海外体育产业投融资的体系[18],受政策监管或融资周期的影响,投资者的资金到位可能变得困难;另一方面,一些投资者可能有资金外逃的意图和迹象,引起监管机构的重点关注,这也会导致资金难以到位。上述情况均使中国海外投资者可能因无法及时支付相关款项而产生商事纠纷。
中国不少投资者在收购海外俱乐部之后,资产负债率猛然上涨,或为了融资背负巨额债务,或股价猛然下跌,甚至牵连被收购企业。如李勇鸿为收购AC米兰足球俱乐部,向美国对冲基金公司埃利奥特借巨额贷款后无力偿还,最终不得不出售AC米兰的大部分股权[19]。还有部分海外投资者在经营和管理中陷入困境、暴露问题,给中国海外投资形象造成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例如,李勇鸿入主AC米兰,投入巨资却无法改变球队负债激增的情况,合力万盛与海牙俱乐部对簿公堂,联合睿康集团无法为英冠阿斯顿维拉俱乐部缴纳数百万英镑的税务可能导致俱乐部被清盘等[20]。这均说明中国海外体育产业投资应当回归理性。
(5)需要关注可能面临的文化风险。中国投资者收购海外体育产业时还须考虑文化差异可能带来的风险。海外体育俱乐部兼具盈利性和公益性:前者与一般的公司相同;后者因其反映了当地的文化底蕴,成为当地文化的一种标志。体育俱乐部最大的财富不是其拥有的资产,而是其上百年的文化底蕴。足球文化是欧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民族骄傲与自信。中国海外投资者如果对当地的政策、文化习俗了解不到位,可能出现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违反当地文化规则的现象,还可能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或被不合理地监管,最终都将导致投资失败,甚至产生投资争端。事实上,中国海外投资者与投资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时有发生。例如,收购马竞的大连万达集团花费2.6亿欧元购买西班牙大厦后,针对大厦的改造计划却被西班牙当局以保护当地文化为由而拒绝,最终导致大连万达集团以极其亏损的价格出售西班牙大厦[21],大连万达集团与西班牙当局因此而发生的争端便是投资争端。在中国,国民对体育产业投资的热情或对体育娱乐的关注仍处于起步阶段,参与体育赛事的热情较低,这使中国投资者在海外的高昂投资可能因得不到国内民众的支持而回报不及预期。因此,中国海外投资者需要尊重东道国文化,了解所收购足球俱乐部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同时重视培养国内民众对足球的热情。
(6)需要关注可能面临的道德风险。中国投资者在进行海外体育产业投资时也会面临道德风险。由于海外足球俱乐部的部分价值来自其所签约的球员,尤其是明星球员,因此后者表现对俱乐部声誉和财力状况的影响很大。在传统商事和投资争端中,投资者或当地合作商往往扮演管理者或实施者的角色,其道德品行不端也会影响公司声誉,若出现腐败贪污等行为还会影响投资收益,但其自身并不是投资价值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国海外投资者在收购协议或经营协议中加入能够约束球员或其他从业者行为的道德条款,可以相应减少可能面临的道德风险。
上述各类风险问题均可能引起中国海外投资者和当地合作者之间的体育商事争端。一旦这些纠纷涉及当地政府管理者,则可能引起体育投资争端。
体育运动本身和行业运营环境给所有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带来高度的不确定性,职业体育争端以及体育商事和投资争端不可避免。职业体育争端更强调体育的技术性和专业性[22]15,而体育商事争端和体育投资争端更强调其商事或投资属性。目前国际上争端解决方式主要有调解、仲裁和诉讼3种,无论职业体育、体育商事还是体育投资争端,可采取的解决方式也是以上3种。此外,职业体育争端还可在体育部门内部解决,如通过单项体育协会解决。事实上,本文所指的体育商事和投资争端兼具职业体育争端的特点,但更强调争端的商事和投资属性,因此,在下文分析争端解决方式时更关注体育商事争端和体育投资争端的解决。
体育商事和投资争端兼具职业体育和商事/投资争端的双重属性,又有其特殊性。职业体育争端往往涉及体育比赛,加之运动员职业生涯有限,其争端的解决更强调时效性、专业性。因此,职业体育争端无论采取调解还是仲裁方式解决,其规则和程序更加灵活。体育商事和投资争端与单纯的职业体育争端相比,在争端解决的时效性上并无强烈要求。此外,与以法院和其他专门的公共法庭作为争议解决主要机构的民商事争议相比,职业体育争端几乎完全依赖内部仲裁和内部法庭,力求在体育界内部解决[23]。较职业体育争端而言,体育商事和投资争端涉及当事方的范围更广,无法仅通过体育界内部仲裁得以解决。
体育产业较传统的基础设施、水电等实体行业而言,更多涉及声誉和公众形象等无形资产。体育投资过程中产生的商事和投资争端亦如此。无论是投资各种俱乐部还是赛事赞助、转播等,运动员的良好公众形象均极为重要,一旦受损,不仅会影响投资收益,甚至可能会导致关联品牌的知识产权价值贬损。由于体育产业中明星球员等公众人物的形象为大众所熟知,且受到社会高度关注,因此,与之相关的商事或投资争端可能也会在短时间内被公众知悉,导致品牌形象损毁,无形资产贬值。传统的商事和投资争端可能也与公众形象有关,但影响力远不及体育商事和投资争端。此外,体育商事和投资争端一旦发生,投资者拥有的巨额资产可能会急剧贬损[24]。
2014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135万亿元,实现增加值4041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64%,2011-2014年体育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1274%,成为国民经济新兴产业的巨大推动力。体育产业形成了以竞赛表演和健身休闲为驱动,体育用品为支撑,同时还有其他快速发展的周边行业,如体育场馆、体育培训、体育中介、体育传媒等。